宣紙沒泄密外國人從未制出真正宣紙

近年，一些新聞媒體發表了某些人關于宣紙生產技藝已經完全泄密的說法，筆者認為，在現代科學技術條件十分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說法不是出于對宣紙生產條件的完全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是故作聳人之論。

　　以往關于宣紙泄密的東西，卻正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要大力宣傳的東西。現在要宣傳宣紙的相關的一些知識，讓更多的消費者了解宣紙，使用正宗的宣紙，同假冒偽劣作斗爭，而不是一味地“保密”。不知真貨，哪識假貨呢？

　　有些外國人竊取宣紙技藝，仿制宣紙，包藏禍心，鐵證如山，但從未制出真正的宣紙

　　宣紙作為一種傳統的特種手工藝紙張，自創制時起，就名重藝林，因而對于它的生產技藝，制紙者一直秘不示人，舊時偶爾問及，也是誨莫如深，外界人士一直對此撲朔迷離，覺得神妙莫測。由于宣紙質量上乘，是紙中之精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所以一直為外人所垂涎。根據可考的材料，大約從上個世紀中后期開始，直至今日，一些國家的情報人員特別是經濟情報人員，相繼對我國的宣紙產地進行探訪，千方百計地搜集我國宣紙生產技藝的情報，以便進行仿制，企圖以假亂真，以便獲取高額經濟利益。

　　外人盜探我國宣紙制作技術的活動自上世紀中葉起持續不斷，有案可查，見諸文字史料的有這么幾次：英人白恩首開宣紙竊密之例。清光緒三年(1877)4月1日，根據光緒二年(1876)簽定的中英不平等條約——《煙臺條約》，蕪湖海關正式開關。開關不久，蕪湖海關派出情報人員便到涇縣打探宣紙的制作過程。在1877年蕪湖海關關務報告中，稅務司白恩寫到：“涇縣西南八英里許，有村莊甚多。傍山之谷，皆造紙之所。其制法采取檀樹皮、桑樹皮及表桿洗濯多次，加若干石灰而煮之，復行洗濯，于是終年陳于山麓之空地，以候其干、……”并將配料方法和制作全過程作為科技機密情報，呈報給總稅務司赫德。雖然這份報告對宣紙的了解并不甚得要領，但說明帝國主義分子侵犯中國主權以及盜探我國宣紙生產技藝的禍心由來已久。不久以后的光緒九年(1883)，有一位名叫[木酋]原陳政(舊姓井上)的日本人，曾化裝潛入涇縣探查宣紙制作技藝，回國后寫成《清國制紙取調巡回日記》，該日記于1934年在東京出版的由關彪等編的《支那制紙業》一書中公開發表，1941年4月《中國紙業》第一卷第四期有中譯文發表。及至本世紀初，有一名名叫內山彌左當門的日本人，他當時在中國南京，距安徽各產紙境較近。他多次深入產紙地區，特別是涇縣小嶺，偷盜宣紙生產情報。回國后，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制紙法》的文章，刊登在《日本工業化學雜志》第九編第98號上。該文刊出13年后的1919年，我國有位名叫倪孟長的人，將該文全文翻譯成中文，刊登在《東方雜志》第16卷第10期上。《中國制紙法》一文分為三章：其中第三章專門記述宣紙，篇幅最長，記述內容也最細。分別就宣紙產地、造紙用水、宣紙紙質、宣紙用途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隨后，就在內山彌左當門從中國竊取情報回國書寫報告、發表文章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國又有人來到涇縣，費盡心機地在涇縣宣紙產地弄了一些青檀樹枝，特請大學植物系教授鑒定，但因日本不產此樹，因此鑒別不出該樹枝是何種何屬，只得告罷。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利用侵略中國的機會，多次派遣特務深入皖南，搜集了一些涇縣的青檀樹籽，運回日本精心種植，因氣候，土質等條件不盡相同，所以，生長出來的檀皮質量低劣，用之制造不出高質量的宣紙，潤墨性差。新中國建立后至20世紀70年代以前，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外人無法進入宣紙產區對宣紙技藝進行竊取，有關國家只能祖國大陸和香港等地購買我國的宣紙，然后用現代科學手段化驗出了宣紙所含的各種成份，許多公司并競相仿制。到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外交流越來越頻繁，某些外國為了能制造出真正的宣紙，縮小所制造的仿制宣紙與宣紙真紙的差距，便加大了對宣紙情報的搜集力度，他們采用了多種手法，千方百計地套取有關信息和資料。非但如此，他們還處心積慮地企圖深入宣紙產地直接獲取第一手情報，如某國就曾于1986年派了一個“造紙工業考察團”前往安徽涇縣有關廠家參觀考察。其中有人順手牽羊地“牽”走了一些生產原料，帶回國反復研究，用各種成份配比，意欲造出宣紙真紙。但是，造出的紙并非“宣紙”，充其量仍只是仿宣，使用起來其潤墨性明顯不如涇縣宣紙。原因何在呢？經我國專家分析對比。發現他們的“宣紙”中又多出幾種礦物質，而礦物質的來源就是來自當地的造紙用水。